一，明清法制史研究的現狀與前景 

• 瞿同祖，1998，〈法律在中國社會的作用：歷史的考察〉，收入氏著《瞿同祖法學論著集》。北京：中國政法大學，頁。
• 滋賀秀三，1998(1986)，〈中國法文化的考察：以訴訟的形態為素材〉，王亞新譯，收入滋賀秀三等著《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法律出版社，頁1-18。
• 寺田浩明，1998(1990)，〈日本的清代司法制度研究與對“法”的理解〉，收入王亞新譯《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頁112-138。
• 寺田浩明，1998，〈清代民事審判：性質及意義－日美兩國學者之間的爭論〉（王亞新譯），《北大法律評論》，1,2：603-617
• 張偉仁，1987，〈傳統觀念與現行法制－「為什麼要學中國法制史？」一解－〉，《台大法學論叢》，17,1：1-64。
• 張偉仁，2006，〈中國傳統的司法和法學〉，《法制史研究》9：201-222。
• 黃靜嘉，2005，〈「淡新檔案」研究成果之一範例– 戴著《清代台灣之鄉治》初讀、選錄及書後〉，《法制史研究》，8：215-262。
• 林端，2003，〈固有法與繼受法——戴炎輝法律史研究的社會學考察〉，《法制史研究》，4：163-196。
• 林端，2003，《韋伯論中國傳統法律——韋伯比較社會學的批判》（台北：三民書局），〈自序與導論〉，頁1-26。
• 陳惠馨，2010，〈清朝法制史研究的幾點省思──從規範的角度出發〉，《法制史研究》17：。
• 王泰升，2010，〈來回穿梭法律與歷史之間〉，《新史學》21,3：149-198。
• 高明士，2005，〈台灣近十年來(1995～2004)大學文史研究所對「中國法制史」研究概況〉，《法制史研究》，7：343-356。
• 黃源盛、黃琴唐、江存孝，2008，〈薪傳五十年——台灣法學院法史學碩博士論文〉，《法制史研究》，14：163-220。
• Alford, William P. （安守廉）1986. “On The Limits of “Grand Theory＂In Comparative Law”, Washington Law Review, vol.61: .
• Alford, William. 1997. “Law, Law, What Law? : Why Western Scholars of Chinese History and Society Have Not Had More to Say about Its Law,” Modern China, 23, 4: 398-419.
• 黃宗智，1999，〈中國法律制度的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研究〉，《北大法律評論》二卷一輯，北京：法律出版社，頁。
• 黃宗智，2009，〈中國法律的實踐歴史研究〉，收入黃宗智、尤陳俊編《從訴訟檔案出發：中國的法律、社會與文化》，頁。
• 步德茂（Thomas Buoye），2004，〈司法檔案以及清代中國的法律、經濟與社會研究〉(邱澎生譯)，《法制史研究》，4：217-243。
• 蘇基朗，2006，〈現代法學詮釋中的「中華法系」——以產權與合約為中心〉，《法學》，2006,12：62-68。
• 李貴連、王志強，2004，〈中國法律史研究的反思與法律多元視角〉，收入黃源盛主編《法史學的傳承．方法與趨向──戴炎輝先生九五冥誕紀念論文集》，台北：中國法制史學會，頁357-371。
• 張小也，2004，〈史料‧方法‧理論：歴史人類學視角下的「鍾九閙漕」〉，《河北學刊》，2004,6：162-170。
• 張小也，2007，《官、民與法：明清國家與基層社會》，北京：中華書局，〈前言：學術史與研究思路〉，頁。
• 尤陳俊，2009，〈中國法律的實踐歴史研究〉，收入黃宗智、尤陳俊編《從訴訟檔案出發：中國的法律、社會與文化》，頁473-524。
• 楊一凡，2013，《重新認識中國法律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 Thomas Duve, 2014. “European Legal History- Concepts, Methods, Challenges,” in Thomas Duve ed. Entanglements in Legal History: Conceptual Approaches, Global Perspectives on Legal History. Frankfurt am Main: Max Planck Institute.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http://global.Rg.mpg.de )
• Thomas Duve, April 2016. “Global Legal History- A,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Presented in the Conference “Organizing Justice: China and Europe from the 15th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Max-Planck-Institute for European Legal History, 1-3 June 2016.
•  Pierre Bourdieu, 1987. “The Force of Law: Toward a Sociology of the Juridical Field.” Translated by Richard Terdiman. The Hastings Law Journal 38.5: 814-853. 強世功譯，〈法律的力量：邁向司法場域的社會學〉（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Html/Article_27697.shtml ）

二，規範、命令與法律：立法與司法制度的演化 

• 哈特（H. L. A. Hart），2010 (1997)，《法律的概念（第二版）》（許家馨、李冠宜譯，台北：商周出版公司；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第5章〈法律做為初級規則與次級規則的結合〉頁104-128。
• 黃彰健，1977，〈明洪武永樂朝的榜文峻令〉，收入氏著《明清史研究叢稿》，頁237-286。
• 范德(Edward Farmer)，2010，〈《大明令》—明初社會立法的工具〉，《明史研究論叢》8: 36-46。
• 陳時龍，2010，〈明代詔令的類型及舉例〉，《明史研究論叢》8: 130-151。
• 萬明，2010，〈明代詔令文書研究—以洪武朝為中心的初步考察〉，《明史研究論叢》8:1-35。
• 萬明，2011，〈從詔令看明帝國的特性—法制史視角的重新審視〉，收入陳支平、萬明主編《明朝在中國史上的地位》，頁16-29。
• 谷井陽子，1999，〈明律運用統一過程〉，《東洋史研究》，58,2：。
• 瞿同祖，1980，〈清律的繼承和變化〉，《歷史研究》，1980,4(1980)：。
• 蘇亦工，2000，《明清律典與條例》（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第7-10章頁167-246。
• 蘇亦工，2009，〈清律「光棍例」之由來及其立法瑕疵〉，《法制史研究》16：。
• 陶安，2004，〈法典與法律之間──近代法學給中國法律史帶來的影響〉，《法制史研究》5：229-254。
• 陳惠馨，2012，〈《大清律例》的「律」與「例」及清朝其他法規範〉，氏著《清代法制新探》，台北：五南圖書公司，頁。
• 谷井陽子，2003 (1995)，〈清代則例省例考〉，收入楊一凡總主編，寺田浩明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編第四卷，頁120-214。
• 王志強，2003（2001），〈清代的地方法規〉，收入氏著《法律多元視角下的清代國家法律》頁19-49。
• 滋賀秀三，1984，《清代中國の法と裁判》（東京：創文社）第一章〈清朝時代の刑事裁判〉頁3-92。
• 那思陸，2002，《明代中央司法審判制度》，台南：正典文化出版社。
• 那思陸，2001，〈明代內閣與司法審判〉，《法制史研究》2：。
• 陳宇赫，2013，《明代大理寺研究》（北京：中華書局）第二章頁18-109。
• 張偉仁，1983，〈清代司法程序概述（之二）——失盜案件的初步處理及疎防文武的參劾〉，收入張偉仁輯著《清代法制研究》，輯1冊1，頁297-430。
• 鄭秦，1988，《清代司法審判制度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那思陸，1992，《清代中央司法審判制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 歐中坦(Jonathan K. Ocko)，2004 (1988)，謝鵬程譯，賀衛方校，〈千方百計上京城：清朝的京控〉，收入高道蘊（Karen Turner）、高鴻鈞、賀衛方編《美國學者論傳統中國法律（增訂版）》（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頁512-551。
• 李典蓉，2011，《清朝京控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章〈直達天聽：京控制度的確立與運作〉頁71-143。

三，案件中的法律推理與證據呈現 

• 王澤鑑，1996，〈舉重明輕、衡平原則與類推適用〉，收入氏著《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八冊，台北：自印本，頁1-98。
• 黃源盛，2009，〈唐律輕重相舉條的法理及其運用〉，收入氏著《漢唐法制與儒家傳統》（台北：作者自印本）頁299-337。
• Derk Bodde and Clarence Morris, Law in Imperial China: Exemplified by 190 Ch’ing Dynasty Cas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朱勇譯，《中華帝國的法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頁。
• 何勤華，2000，〈明清案例匯編及其時代特徵〉，《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2000,3：107-115。
• 林端，2003，《韋伯論中國傳統法律》，台北：三民出版公司，頁。
• 陶安，2003，〈「比附」與「類推」：超越沈家本的時代約束〉，發表於「沈家本與中國法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 陶安，2008，〈試論「情」概念的法律涵義──以明清秋審制度為材料〉，收入柳立言主編《傳統中國法律的理念與實踐》（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
• 陳宇赫，2013，《明代大理寺研究》第4章，頁152-263。
• 邱澎生，2001，〈真相大白？明清刑案中的法律推理〉，收入熊秉真編《讓證據說話──中國篇》頁135-198。
• 邱澎生，2011，〈由唐律「輕重相舉」看十九世紀清代刑部說帖的「比附重輕」〉，《法制史研究》19：115-147。
• 王志強，2003，〈清代刑部的法律推理〉，收入氏著《法律多元視角下的清代國家法律》頁68-97。
• 王志強，2003，〈清代成案的效力和其運用中的論證方式〉，收入氏著《法律多元視角下的清代國家法律》頁98-123。
• 王志強，2008，〈試論清代中期的君權與司法–以律例和《刑案匯覽》為中心〉，《法制史研究》13：107-142。
• 徐忠明，2006，〈依法判決？明清時期刑事訴訟的一個側面〉，氏著《案例、故事與明清時期的司法文化》頁301-323；
• 陳新宇，2007，《從比附援引到罪刑法定——以規則的分析與案例的論證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3章頁11-99。
• 陳新宇，2011，〈比附與類推之辨——從「比引律條」出發〉，《政法論壇》，2011,2：。
• 陳新宇，2015，《帝制中國的法源與適用：以比附問題為中心的展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4章，頁47-125。
• 孫家紅，2012，〈情罪允協──試論清代「刑案彙編」中的「子孫違犯教令」案件〉，《法制史研究》21：。
• 蔣鐵初，2008，《明清民事證據制度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頁。
• 童光政，1999，《明代民事判牘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 巫仁恕，2001，〈明代的司法與社會——從明人文集中的判牘談起〉，《法制史研究》2：61-88。
• Tam, Ka-chai.（譚家齊）2009. Justice in Print: Prefectural Judges of Late Ming China in the Light of Mengshui Zhai Cundu and Zheyu Xinyu, Di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 艾馬克（Mark A. Allee），2011(2004)，章倩譯，〈契約在19世紀中國法庭的地位〉，收入曾小萍(Medeleine Zelin)、歐中坦(Jonathan Ocko)、加德拉(Robert Gardella)主編《早期近代中國的契約與產權》（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頁147-163。
• 谷井陽子，2000，〈做招から叙供へ——明清時代における審理記録の形式——〉，收入夫馬進編《中國明清地方檔案の研究》研究成果報告書，頁。
• 唐澤靖彥，2009(1995)，〈清代的訴狀及其製作者〉（牛杰譯），《北大法律評論》10,1：。
• 唐澤靖彥，2009(2007)，〈從口供到成文記錄:以清代案件為例〉，收入黃宗智、尤陳俊編《從訴訟檔案出發：中國的法律、社會與文化》，北京：法律出版社，頁80-107。
• 鈴木秀光，2009，〈「獄成」之現場──清代後期刑事審判上的認罪口供和眾證〉，《法制史研究》16：。
• 李典蓉，2009，〈被掩蓋的聲音——從一件瘋病京控案探討清代司法檔案的製作〉，《北大法律評論》10,1：。

四，地方政府的法律實踐 

• Sally Engle Merry, 1988.  “Legal Pluralism,” Law & Society Review, 22, 5: 869-896.
• Sally Falk Moore, 2005, “Certainties Undone: Fifty Turbulent Years of Legal Anthropology, 1949-1999,” in Idem ed. Law and Anthropology: A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p.
• 黃源盛，2000，〈大理院民事審判與民間習慣〉，氏著《民初法律變遷與裁判》（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法學叢書）頁。
• 張偉仁，1983，〈清代司法組織概述（之一）——參與中下層司法工作的個人、團體和官司〉，收入張偉仁輯著《清代法制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1冊1，頁143-295。
• 馮賢亮，2015，《明清江南的州縣行政與地方社會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章〈府縣秩序與行政〉、第9章〈命案尸場〉，頁353-379、380-412。
• 太田出，2008，〈明清時代「歇家」考──訴訟との関わりを中心に──〉，《東洋史研究》，67,1：。太田出，2012，阿風譯，〈明清時代「歇家」考—從訴訟的脈絡進行解釋〉，收入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編《日本學者中國法論著選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頁516-543。
• 太田出，2013，張登凱譯，〈清代中國的監獄社會與牢頭〉，收入周東平、朱騰編《法律史譯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124-139。
• 胡鐵球，2015，《明清歇家研究》（上海：上海世紀出版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2章，頁3-52。
• 李典蓉，2011，《清朝京控制度研究》第3章〈「官逼民告」：州縣司法與京控〉頁144-226。
• 戴炎輝，1979，《清代台灣之鄉治》（台北：聯經出版公司）頁。
• 滋賀秀三，1984，《清代中國の法と裁判》（東京：創文社）第2-5章頁93-383。
• 滋賀秀三，1998(1981)，范愉譯，〈清代訴訟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收入王亞新等譯《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頁19-53。
• 滋賀秀三，1998(1984)，〈清代訴訟制度之民事法源的考察—作為法源的習慣〉（王亞新譯），收入王亞新等譯《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頁54-96。
• 滋賀秀三，1992(1987)，姚榮濤、徐世虹譯，〈清代州縣衙門訴訟的若干研究心得——以淡新檔案為史料〉，收入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八卷《法律制度》頁522-546。
• Mark A. Allee, 1994. “Code, Culture, and Custom: Foundations of Civil Case Verdicts in a Nineteenth-Century County Court.” In 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pp.122-41.
• 艾馬克（Mark A. Allee），2003 (1994)，王興安譯，《十九世紀的北部台灣：晚清中國的法律與地方社會》（台北：播種者出版公司）第7-9章〈呈狀〉、〈搜索與逮捕：票〉、〈聽審〉，頁159-260。
• 吳佩林，2013，《清代縣域民事糾紛與法律秩序考察》（北京：中華書局）第5章〈民事案件受理的官方規制與司法實踐〉、第7章〈衙門審理民事訴訟案件的基本思路〉，頁275-313、349-392。
• Philip Huang (黃宗智), 1994, “Codified Law and Magisterial Adjudication in the Qing.” In Kathryn Bernhardt and Philip C. C. Huang edited, 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pp.142-86.
• 黃宗智，1998 (1996)，《民事審判與民間調解：清代的表達與實踐》第4章〈處理糾紛的正式系統：大清律例與州縣審判〉、第5章〈介於民間調解與官方審判之間：清代糾紛處理中的第三領域〉，頁76-107、108-132。
• 寺田浩明，2012(1994)，〈明清時期法秩序中”約”的性質〉（王亞新譯），收入王亞新等譯《權利與冤抑：寺田浩明中國法史論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頁136-181。
• 寺田浩明，2012 (1997)，〈權利與冤抑——清代聽訟和民眾的民事法秩序〉（王亞新譯），收入王亞新等譯《權利與冤抑：寺田浩明中國法史論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頁207-274。
• Jérôme Bourgon（鞏濤） 2002, “Uncivil Dialogue: Law and Custom Did not Merge into Civil Law under the Qing.” Late Imperial China, 23.1: 50-90. 鞏濤，2009，鄧建鵬譯，〈失禮的對話：清代的法律和習慣並未融匯成民法〉，《北大法律評論》10,1：。
• 梁治平，1996，《清代習慣法：社會與國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頁1-179。
• 邱澎生，2009，〈法學專家、蘇州商人團體與清代中國的「習慣法」問題〉，《北大法律評論》10,1：68-88。

五， 法制史料的選讀與運用 

（一）官箴書：呂坤《實政錄》；余治強《治譜》；黃六鴻《福惠全書》；《未信編》；袁守定《圖民錄》；劉衡《庸吏庸言》、《蜀僚問答》；穆翰《明刑管見錄》（有道光25年自序）〈自序〉、〈審案總論〉、〈慎刑〉、〈講求律例〉、〈自理詞訟〉、〈查辦訟棍〉

（二）幕學：萬維翰《幕學舉要》；王又槐《辦案要略》。汪輝祖《學治臆說》、《佐治藥言》。《招解說》；白如珍《刑名一得》〈自序〉、〈論批呈詞〉、〈論詳案（附敘供、作看）〉、〈論作稟〉、〈論駁案〉、〈論詳報〉；王有孚《一得偶談》。《錢谷指南》。

（三）訟師秘本：《折獄明珠》、《法林照天燭》、《法家須知》、《法家透膽寒》、覺非山人《珥筆肯綮》〈自序‧附錄口訣〉、〈戶：山田墳地〉

（四）刑案匯編：《駁案新編》；《邢部駁案彙鈔》；《邢部各司判例》；《刑案匯覽》；《說帖輯要》；《說帖類編》

（五）省例、成案：《治浙成規》；《晉政輯要》兩種；《湖南省例成案》；《西江政要》；《福建省例》；《江蘇省例》；江蘇成案》；《皖政輯要》

（六）判牘：《按吴親審檄稿》；《雲間讞略》；《折獄新語》；顏俊彥《盟水齋存牘》（新校本）頁396-397「債負、逋帳」等五案；《莆陽讞牘》；；《棘聽草》；《未能信錄》；《判語錄存》；《天台治略》；《山右讞獄錄》；《樊山政書》

（七）檔案：刑科題本；淡新檔案；巴縣檔案；寶坻檔案；太湖廳檔案；南部縣檔案

• 張伯元，2009，《律注文獻叢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1999， 〈明清時期的官箴書與中國行政文化〉（李伯重譯），《清史研究》，1999,1：3-20。
• 解揚，2011，《治政與事君：呂坤《實政錄》及其經世思想研究》（北京：三聯書店）第2章〈定分、求效之法：呂坤《實政錄》的成書〉，頁75-146。
• 張偉仁，〈良幕循吏汪輝祖：一個法制工作者典範〉，《國立台灣大學法學論叢》，19,1(1989)：1-49。
• 高浣月，2000，《清代刑名幕友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 鄧雲鄉，2001，〈汪輝祖及其著述〉，收入氏著《水流雲在叢稿》（北京：中華書局）頁524-541。
• 夫馬進，2003，〈訟師秘本《蕭曹遺筆》的出現〉，譯，收入《日本學者考證中國法制史重要成果選譯‧明清卷》頁461-490。
• 夫馬進，2009，〈訟師秘本《珥筆肯綮》所見的訟師實像〉，收入邱澎生、陳熙遠編《明清法律運作中的權力與文化》頁9-33。
• 中村茂夫，1993，〈清代の刑案：《刑案匯覽》を主として〉，收入滋賀秀三編《中國法制史:基本資料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頁715-737。
• 寺田浩明，1993，〈清代の省例〉，收入滋賀秀三編《中國法制史：基本資料の研究》頁657-714。
• 濱島敦俊，1993，〈明代の判牘〉，收入滋賀秀三編《中國法制史：基本資料の研究》頁509-538。徐世虹、鄭顯文譯，1999，收入《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頁196-222。
• 森田成滿，1993，〈清代の判語〉，收入滋賀秀三編《中囯法制史：基本資料の硏究》頁739-757。
• 譚家齊，2011，〈待罪廣李：顏俊彥生平及《盟水齋存牘》成書的糾謬與新證〉，《漢學研究》， 29,4：。
• 賴惠敏，1999，〈清代「內閣題本刑科婚姻命案類」〉，《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7：163-168。
• 劉錚雲，2012，〈檔案與制度研究：以清代州縣缺分等級制度為例〉，收入劉錚雲主編《明清檔案文書》（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頁133-177。
• 林玉茹，2012，〈淡新檔案與晚清北台灣的社會風俗〉，收入劉錚雲主編《明清檔案文書》頁493-560。
• 邱澎生，2012，〈十八世紀巴縣檔案一件商業訟案中的證據與權力問題〉，收入劉錚雲主編《明清檔案文書》頁421-491。

六，政治理想、法律觀與法律群體的發展 

• 福柯（Michael Foucault），2011(2004)，莫偉民、趙偉譯，《生命政治的誕生：法蘭西學院演講系列，1978-197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10日〉、〈1979年1月17日〉、〈1979年1月24日〉、〈1979年4月4日〉、頁1-62、258-279。
• 羅貝多‧溫格（Roberto Mangabeira Unger），2000，王佳煌譯，《現代社會的法律－社會理論的批判》（台北：商周出版公司）第章，頁。
• 安守廉（William P. Alford），2004(1986)，高鴻鈞譯，〈不可思議的西方？昂格爾運用與誤用中國歷史的涵義〉，收入高道蘊（Karen Turner）、高鴻鈞、賀衛方編《美國學者論傳統中國法律（增訂版）》（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頁3-51。
• Edward L. Farmer,（范德）1995. Zhu Yuanzhang and early Ming legislation: the reordering of Chinese society following the era of Mongol rule, Leiden; New York : E.J. Brill, pp.
• Yonglin Jiang, (姜永琳) 2010. The Mandate of Heaven and the Great Ming Cod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Introduction: religion and Chinese legal cosmology,” pp.
• 姜永琳，2002，〈論中華帝國法律的宗教特徵—以明初法律文化為例〉，收入《明清論叢》第三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頁52-86。
• 衛周安（Joanna Waley-Cohen），2004(1993)，張少瑜譯，〈清代中期法侓文化中的政治和超自然現象〉，收入高道蘊（Karen Turner）、高鴻鈞、賀衛方編《美國學者論傳統中國法律（增訂版）》頁425-449。
• 王爾敏，1997，〈清廷《聖諭廣訓》之頒行及民間之宣講拾遺〉，氏著《明清社會文化生態》（台北：台灣商務書局）頁。王爾敏，2006，〈清廷《聖諭廣訓》之頒行及民間之宣講拾遺〉，收入周振鶴撰集，顧美華點校，《聖諭廣訓: 集解與硏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頁633-649。
• 周振鶴，2006，〈聖諭、《聖諭廣訓》及其相關的文化現象〉，收入周振鶴撰集，顧美華點校《聖諭廣訓：集解與研究》頁581-632。
• 朱鴻林，2005，〈丘濬《大學衍義補》及其在十六七世紀的影響〉，氏著《中國近代儒學實質的思辨與習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162-184。
• 解揚，2011，〈期成實務的困難—呂坤《實政錄》在地方上的施行問題〉《明史研究論叢》9: 214-238。
• 解揚，2011，《治政與事君：呂坤《實政錄》及其經世思想研究》（北京：三聯書店）第2章，頁75-146。
• 蘇亦工，2006，〈公正及公益的動力──從《未能信錄》看儒家思想對清代地方官行使公共職能的影響〉，《法制史研究》10：83-116。也收入：蘇亦工，2015，《天下歸仁：儒家文化與法》（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2章〈公正及公益的动力——从《未能信录》看儒家思想对清代地方官行使公共职能的影响〉，頁。
• 張小也，2007，《官、民與法：明清國家與基層社會》（北京：中華書局）〈儒者之刑名——清代的地方官員與自理詞訟〉，頁。
• 步德茂（Thomas Buoye），2006，〈死刑與儒家的公平正義——中國傳統法律有關寬宥的限度〉，《清史研究》2006,4：。
• 莊吉發，2009，〈明慎用刑──從故宮檔案論清朝政府的恤刑思想〉，《法制史研究》15：。
• 繆全吉，1968，《明代胥吏》（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第章，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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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澎生，2004，〈以法為名：明清訟師與幕友對法律秩序的衝擊〉，《新史學》15,4：93-148。也收入：邱澎生，2008，《當法律遇上經濟：明清中國的商業法律》（台北：五南出版公司）第3章〈訟師與幕友對法律秩序的衝擊〉，頁。
• 張仁善，2007，〈傳統中國「法律人」的角色定位及功能分析〉，氏著《法律社會史的視野》（北京：法律出版社）頁。
• 吳佩林，2007，〈清季官代書研究—以《清代四川南部縣衙門檔案》為中心的考察〉，《法制史研究》11：249-274。
• 孫慧敏，2006，〈清末中國對律師制度的認識與引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2：165-210。

七，經濟與法律的互動：家族做為土地房產交易的「根基性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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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國楨，1988，〈論中國永佃權的基本特徵〉，《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1：。
• 楊國楨，1988，〈明清土地制度和契約關係的發展〉，氏著《明清土地契約文書研究》頁8-90。
• 寺田浩明，2012(1983)，鄭民欽譯，〈田面田底慣例的法律性質—以概念性的分析為中心〉，氏著《權利與冤抑：寺田浩明中國法史論集》頁1-71。
• 寺田浩明，2012(2004)，鄭芙蓉、魏敏譯，〈中國契約史與西方契約史—契約概念比較史的再探討〉，氏著《權利與冤抑：寺田浩明中國法史論集》，頁113-135。
• 趙曉力，1998，〈中國近代農村土地交易中的契約、習慣與國家法〉，《北大法律評論》1,2: 427-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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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岸本美緒，1998(1993)，〈明清契約文書〉，收入《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頁280-314。
• 岸本美緒，2003()，〈明清時代的「找價回贖」問題〉，收入楊一凡、寺田浩明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編第四卷《日本學者考證中國法制史重要成果選譯‧明清卷》頁423-459。
• 李華、馮紹霆，1998，〈試論清代上海地區房地產交易中的加嘆〉，《近代中國》第8輯（上海：立信會計出版社）頁。
• 馮紹霆，2011(2004)，李超譯，〈初探清中晚期上海房地產交易中的加嘆〉，收入曾小萍(Medeleine Zelin)、歐中坦(Jonathan Ocko)、加德拉(Robert Gardella)主編《早期近代中國的契約與產權》（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頁195-214。
• 杜恂誠，2006，〈從找貼風俗的改變看近代上海房地產交易效率的提高〉，《上海經濟研究》2006,11：。
• 邢丙彥，2007，〈晚清同光年間松江西部的土地買賣交易形式變化—上海市檔案館藏近代松江土地買賣契約文書研究之一〉，收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蘇州大學社會學院編《晚清國家與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600-614。
• 尤陳俊，2012，〈明清中國房地買賣俗例中的習慣權利—以「嘆契」為中心的考察〉，《法學家》201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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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馬克（Mark A. Allee），2003 (1994)，王興安譯，《十九世紀的北部台灣：晚清中國的法律與地方社會》（台北：播種者出版公司）第4-6章〈土地關係〉、〈出口經濟〉、〈分家與爭產〉，頁59-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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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德茂(Thomas M. Buoye)，2011(2004)，杜芳明譯，〈訴訟、合法性以及致命性暴力——19世紀中國鄉村法庭無法阻止財產性暴力之原因〉，收入曾小萍(Medeleine Zelin)、歐中坦(Jonathan Ocko)、加德拉(Robert Gardella)主編《早期近代中國的契約與產權》頁8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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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鞏濤（Jérôme Bourgon），2009，黃世杰譯，〈地毯上的圖案:試論清代法律文化中的「習慣」與「契約」〉，收入邱澎生、陳熙遠編《明清法律運作中的權力與文化》頁。
• 俞江，2003，〈「契約」與「合同」之辨——以清代契約文書為出發點〉，《中國社會科學》2003,6：134-148。
• 張小也，2006，〈清代的墳山爭訟——以徐士林《守皖讞詞》為中心〉，《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4：88-94。
• 鄧建鵬，2006，《財產權利的貧困：中國傳統民事法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第二編〈健訟與賤訟︰財產權利司法保障的困境〉頁。
• 卜永堅，2009，〈陰那山田產訴訟與17世紀廣東程鄉縣〉，《歷史人類學學刊》7,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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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小萌，2008，《清代北京旗人社會》第3章〈旗房與旗地〉，頁10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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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仁民（Christopher M. Isett），2009()，傅強譯、尤陳俊校，〈清代東北地區的非法土地買賣：民間惯行與司法實踐〉，收入黃宗智、尤陳俊編《從訴訟檔案出發：中國的法律、社會與文化》頁14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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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文凱，2006，〈清代土地法律文化──研究取徑與理論進展的評析〉，《法制史研究》10: 22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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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橋芳郎，2001，《宋-清身分法の硏究》（札幌市：北海道大学図書刊行会）第7-8章、付論，頁251-324（參考：劉馨珺，2003，〈評高橋芳郎著《宋-清身分法の研究》〉，《法制史研究》4：197-206）。

八，經濟與法律的互動：沒有「商法」的商業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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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天穎、冉光榮，1985，《四川鹽業契約文書初步研究：引論：合伙、退伙、借貸和分關約》，收入《自貢鹽業契約檔案選輯，1732-1949》頁25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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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小萍（Madeleine Zelin），2014(2005)，董建中譯，《自貢商人：近代早期中國的企業家》第4-8章。
• 科大衛，2010，周琳譯，〈私人契約在明清及當代中國的效用和局限〉、〈19世紀初期商業訴訟中的地方官員〉、〈透明性是否意味著人際關係的終結？—香港華人商業立法一個世紀的回顧〉，收入《近代中國商業的發展》（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頁15-30、31-45、6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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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邱澎生，2009，〈國法與幫規：清代前期重慶城的船運糾紛解決機     制〉，收入邱澎生、陳熙遠合編《明清法律運作中的權力與文化》頁  275-344。

28. 巫仁恕，1998，〈明末清初城市手工業工人的集體抗議行動—以蘇州城為探討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5：47-88。

 29. 巫仁恕，2011，《激變良民：傳統中國城市群眾集體行動之分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30. 邱澎生，2011，〈18世紀蘇州棉布業的工資糾紛與工作規訓〉，收入唐力行主編《江南社會歷史評論》3：239-270

 31. 唐立宗，2011，《坑冶競利─明代礦政、礦盜與地方社會》（台北：政大出版社）頁。

32. William Alford,（安守廉） 1995. To Steal a Book Is an Elegant Offen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Pp.9-29. 中譯：安守廉著，2010，李琛譯，《竊書為雅罪：中華文化中的知識產權法》（北京：法律出版社）頁。

33. 安守廉，1998(1995)，梁治平譯〈知識產權還是思想控制：對中國古代法律文化透視〉，收入梁治平編《法律的文化解釋》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頁332-361。

34. 鄧建鵬，2005，〈宋代的版權問題──兼評鄭成思與安守廉之爭》，《環球法律評論》2005,1：。

九，賦稅/徭役法令與市場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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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君健，1994，〈清代關於民間經濟的立法〉，《中國經濟史研究》1994,1：42-55。
• 萬明，2011，〈明代稅票探微—以所見徽州文書為中心〉《明史研究論叢》10：1-23。
• 夫馬進，2000，〈試論明末徽州府的絲絹分擔紛爭〉《中國史研究》2000,2：。
• 鄭振滿，2009，〈明後期福建地方行政的演變—兼論中葉的財政改革〉、〈清代福建地方財政與政府職能的演變—《福建省例》的研究〉，收入氏著《鄉族與國家》，北京：三聯書局，頁257-275、276-299。
• 谷井俊仁，2009，沈玉慧譯，〈明清兩朝財政法規之特徵：以民欠和虧空為中心〉，《明代研究》12：1-39。
• 李懷印，2009(2005)，歲有生、王士皓譯，〈傳統中國的「實體治理」—以獲鹿縣的田賦征收為例〉，收入黃宗智、尤陳俊編《從訴訟檔案出發：中國的法律、社會與文化》頁203-232。
• 胡鐵球，2015，《明清歇家研究》第11章〈明清賦役制度變革與州縣歇家興起〉，頁225-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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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鵬軍，1999，〈從有關律例看清代田房典當契稅的變化〉，《清史研究》1999,4：10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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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根幸夫，1993(1977)，欒成顯譯，〈明及清初華北的市集與紳士豪民〉，收入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6卷頁34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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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雪梅，2009，〈明末清初工商禁碑與地方法律秩序──以江南地區「禁當行碑」為中心〉，《法制史研究》15：245-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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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喜，2010，〈乾隆時期礦政中的尋租角逐：以湘東南為例〉，《清史研究》2010,2：5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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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法律與地方社會秩序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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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馬進，2013，范愉譯，〈中國訴訟社會史概論〉，收入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編《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六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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