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專題研究：明清社會變遷與早期全球化

課程簡介

課程大綱

課程評核及作業

導修

參考書目

一、主要教材

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托皮克（Steven Topik）合著，《貿易打造的世界：社會、文化、世界經濟，從1400年到現在》（The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 Society, Culture, And the World Economy, 1400 to the Present），臺北：如果出版社，2007。
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邱澎生、陳巨擘、張寧、連玲玲、巫仁恕、呂紹理、楊淑嬌、林美莉、劉士永等譯，臺北：巨流出版公司，2004。
傑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為什麼是歐洲：世界史視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 》，關永強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
卜正民（Timothy Brook）、Gregory Blue 編，《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漢學知識的系譜學》（China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 Genealogies of Sinological Knowledge），古偉瀛等譯，臺北：巨流出版公司，2004。
魏而思（John E. Wills, Jr.），《1688》(1688 : a global history)，宋偉航譯，臺北：大塊文化出版公司，2001。
包樂史（Leonard Blussé），《看得見的城市：東亞三商港的盛衰浮沉錄》（Visible Cities: Canton, Nagasaki, and Batavia and the Coming of the Americans），賴鈺勻、彭昉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
尤根．歐斯特哈默（Jurgen Osterhammel），《亞洲去魔化：十八世紀的歐洲與亞洲帝國》（Die Entzauberung Asiens- Europa und die asiatischen Reiche im 18.Jahrhundert），劉興華譯，台北：左岸文化出版公司，2007。
柯嬌燕（Pamela Kye Crossley），《書寫大歷史：閱讀全球的第一堂課》（What is Global History?），劉文明譯，台北：廣場出版公司，2012。
夏繼果、Jerry H. Bentley主編，《全球史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二、各講參考資料（其中加星號*者為「推介閱讀」，其內容將與導修選讀以及期末考試特別相關連）

第1講：早期全球化視野下的明清中國史

* 吳承明，〈現代化與中國十六、十七世紀的現代化因素〉，《中國經濟史研究》，1998,4 (1998)：3-15。
*《亞洲去魔化：十八世紀的歐洲與亞洲帝國》〈前言〉，頁23-47。
* 陳國棟，〈導言：近代初期亞洲的海洋貿易網絡〉，收入氏著《東亞海域一千年》，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頁1-34。
《貿易打造的世界》〈暴力經濟學〉（頁223-232）。
杉原薰，〈東亞經濟發展之路：一個長期視角〉，收入阿裡吉、濱下武志、塞爾登編《東亞的復興：以500年、150年和50年為視角》，馬援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96-152。
曹永和，〈十七世紀作為東亞轉運站的台灣〉，收入氏著《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0，頁113-148。
陳國棟，〈台灣史與東亞海洋史〉，收入氏著《台灣的山海經驗》，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5，頁19-33。

第2講：基調與變奏：由宋元海外貿易到鄭和「下西洋」

* 郝延平，〈中國三大商業革命與海洋〉，收入張炎憲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六輯，臺北：中研院人社中心，1997，頁9-44。
*《貿易打造的世界》〈當亞洲就是世界經濟時〉、〈不識好消息〉，頁40-42、43-46。
欒成顯，《明代黃冊制度》（增訂本），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2007，頁335-375、461-473。
梁方仲，《明代糧長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頁29-53。
伍丹戈，《明代土地制度和賦役制度的發展》，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劉志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明清廣東裡甲賦役制度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頁35-118。
陳詩啟，〈明代的工匠制度〉，氏著《明代官手工業的研究》，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頁436-466。
徐泓，1986，〈中國官匠制度〉，于宗先主編，《經濟學百科全書》第2冊《經濟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頁38-44。
栗建安，〈福建地區宋元時期外銷瓷研究的若干問題〉，收入鄭培凱主編《十二至十五世紀中國外銷瓷與海外貿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華書局，2005，頁30-57。
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阿風、倪玉平、許文繼、徐衛東譯，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52-108。
邱澎生，〈「數目字管理」是洞見或是限制？黃仁宇「大歷史觀」下的明清市場與政府〉，《台大歷史學報》，26期，2000年12月，頁351-376。

第3講：朝貢與互市：民族國家之前的「亞洲秩序」

* 《貿易打造的世界》〈中國朝貢制度〉，頁33-36。
* 鄭永常，《海禁的轉折：明初東亞沿海國際形勢與鄭和下西洋》第七、八篇，台北：稻鄉出版社，2011，頁159-193。
* 岩井茂樹，〈明代中國的禮制霸權主義與東亞的國際秩序〉，伍躍譯，收入《日本中國史研究年刊》刊行會編，《日本中國史研究年刊》，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陳國棟，〈鄭和船隊下西洋的動機：蘇木、胡椒與長頸鹿〉，收入氏著《東亞海域一千年》，頁81-102。
邱炫煜，《明帝國與南海諸蕃國關係的演變 : 明代中國與東南亞關係史》，台北：蘭臺出版社, 1995。
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化亞洲經濟圈》（朱蔭貴、歐陽菲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第一章〈朝貢貿易體系和近代亞洲〉（頁29-54）。
翟意安，〈濱下武志的朝貢貿易體系理論述評〉，《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8,3(2005)：71-75。
趙令陽，〈記明代會同館〉，《大陸雜誌》，41,5(1970)：151-164。
張德昌，〈明代廣州之海舶貿易〉，《清華學報》，7,2(1932)：1-18。
鄭樑生，〈嘉靖間明廷對日本貢使策彥周良的處置始末〉，收入氏著《中日關係史研究論集》第一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頁53-85。
劉世哲，〈明代女真幾種物產輸出述議〉，《民族研究》，1984,6：39-45。
邱仲麟，〈西皮與東皮：明代蒙古與遼東地區毛皮之輸入〉，《淡江史學》，20(2009)：。
李慶新，《明代海外貿易制度》，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 2007。
蔡鴻生，《俄羅斯館紀事（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1-76。
何偉亞（James Louis Hevia），《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衝突》，鄧常春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夫馬進，《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使節視野中的中國‧日本》，伍躍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鲜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葛兆光，〈攬鏡自鑒—關於朝鮮漢文文獻中的中國史料〉，收入鄭培凱、景祥祜編，《千載毗鄰：歷史上的中韓關係》，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頁。
周振鶴，〈細部與現場—韓國文集的史料價值例說〉，收入鄭培凱、景祥祜編，《千載毗鄰：歷史上的中韓關係》，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頁。
廖肇亨，〈領水人的忠誠與反逆：十七世紀日本唐通事的知識結構與道德圖式探析〉，《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三輯（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201-224。
廖肇亨，〈長島怪沫、忠義淵藪、碧水長流：明清海洋詩學中的世界秩序〉，《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2(2008)：41-71。
廖肇亨，〈知海則知聖人：明代琉球冊封使海洋書寫義蘊探詮〉，《台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成功大學中文系）， 2 (2009)：1-33。
廖肇亨，〈四海斯文自一家：江戶前期日本儒者詩文中的世界圖像〉，《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 5 輯，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259-280。

第4講：農業即企業？經濟作物與美洲作物的深遠影響

* 王業鍵，〈清代經濟芻論〉，《食貨月刊》，2,11(1973)，頁541-550。
* J. R. McNeill，〈全球視野野下的中國環境史〉，占心磊譯，收入劉翠溶、伊懋可（Mark Elvin）主編《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台北：中研院經濟研究所，1995）；此文也收入《全球史讀本》，頁370-387。
* 藍勇，〈明清美洲作物引進對亞熱帶山地結構性貧困形成的影響〉，《中國農史》，20,4(2001)：3-14。
《貿易打造的世界》〈移植：世界貿易裡的商品〉、〈花生不只是花生：一種作物在農田、工廠裡的際遇〉、〈一顆馬鈴薯，兩顆馬鈴薯〉，頁159-167、192-201、212-216。
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1985，頁217-246、247-265。
李伯重，〈中國全國市場的形成〉，收入氏著《千里史學文存》，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頁269-287。
何炳棣，《1368-1953中國人口研究》（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s of China, 1368-1953），葛劍雄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8章。註：英文書出版於1959年，葛劍雄譯著後又改名《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题 1368-1953》（北京：三聯書店，2000）。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北京：中華書局，1986。
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北京：中華書局，1992。
黃宗智，《中國的隱性農業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黃宗智，〈發展還是内捲？十八世纪英國與中國——評彭慕蘭《大分流：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歷史研究》2002,4(2002)：149-176
彭慕蘭，〈世界經濟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較與综合觀察——回應黃宗智先生〉，《歷史研究》2003,4(2003)：3-48。
李伯重，〈「最低生存水準」與「人口壓力」質疑：對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中兩個基本概念的再思考〉,《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 1996,1: 31-37。
李伯重，〈控制增長,以保富裕: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行為〉,《新史學》 5,3(1994): 25-71。
李中清、王豐，《人類的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的神話與中國的現實，1700-2000》陳衛、姚遠謴，北京：三聯書局，2000。
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進、傳播及其對中國糧食生產的影響〉，《歷史論叢》第5輯，濟南：齊魯書社，1985，頁34-41。
何炳棣著，范毅軍、何漢威整理，《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論》（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附錄：〈美洲作物的引進、傳播及其對中國糧食生產的影響〉，頁。
郭松義，〈玉米、番薯在中國傳播中的一些問題〉，《清史論叢》第7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80-114。
曹樹基，〈清代玉米、蕃薯分佈的地理特徵〉，《歷史地理論叢》第2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頁。
劉翠溶，〈明清時代南方地區的專業生產〉，《大陸雜誌》，56, 3-4 ( 1978)：125-159。
李伯重，《江南農業的發展，1620-1850》，王湘雲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李伯重，〈19世紀江南的經濟蕭條與氣候變化〉，收入王利華主編，《中國歷史上的環境與社會》，北京：三聯書店，2007，頁。
汪榮祖，〈氣候變化與明清代興〉，收入《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頁333-336。
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地區的專業市鎮〉，收入氏著《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頁1-72。
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
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北京：中華書局，2007。註：傅衣凌先生（1911-1988）卒後，此書初版於1989年。
濱島敦俊，〈明代中後期江南士大夫的鄉居和城居：從「民望」到「鄉紳」〉（吳大昕譯），《明代研究》11 (2008)：59-94。註：此篇日文原著發表於2001年。
熊秉真，〈從唐甄看個人經驗對經世思想衍生之影響〉，《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4(1985)：1-28。
張彬村，〈賦稅與經濟發展：以十六、七世紀的松江府為例〉，《食貨月刊》，15,7-8 (1986)：268-281。
王國斌，《轉變中的中國——歷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李伯重、連玲玲譯，上海：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
王國斌，〈農業帝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及其在當代的遺跡〉，收入《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漢學知識的系譜學》，頁281-334。
李伯重，《中國的早期近代經濟︰1820年代華亭-婁縣地區GDP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0。

第5講：在貢舶/商舶/寇舶之間：商幫與海盜的興起

* 范金民，〈鑽天洞庭遍地徽——明代地域商幫的興起〉，《東方學報》，80（2007）:83-131。
* 唐力行，《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第4章第1節〈私人海外貿易的興起〉，頁107-125。
*《貿易打造的世界》〈法人企業的粗暴誕生〉、〈西印度群島海盜——當年的企業狙擊手〉，頁252-254、255-257。
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收入《江淮論壇》編輯部編《徽商研究論文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頁131-269。
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的譜系〉，收入氏著《山西商人研究》，張正明、道豐、孫耀、閻守誠等譯，太原市：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頁216-280。
寺田隆信，〈從商業書看商人和商業〉，收入氏著《山西商人研究》，張正明、道豐、孫耀、閻守誠等譯，太原市：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頁281-302。
寺田隆信，〈蘇州踹布業的經營型態〉，收入氏著《山西商人研究》，張正明、道豐、孫耀、閻守誠等譯，太原市：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頁314-379。
張海鵬、張海瀛編，《中國十大商幫》，合肥：黃山書社，1993。
陳學文，《明清時期商業書及商人書之研究》，臺北：洪葉文化有限公司，1997。
王振忠，〈啟蒙讀物與商業書類〉，收入氏著《徽州社會文化史探微：新發現的16-20世紀民間檔案文書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2002，頁312-445。
張海英，〈明清社會變遷與商人意識形態——以明清商書為中心〉，收錄於《復旦史學集刊》第一輯《古代中國：傳統與變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145-165。
田中正俊，〈關於明清時代的包買商制生產——以絲、棉紡織業為中心〉，欒成顯譯，收入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二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248-310。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范金民，〈清代江南棉布字號探析〉，《歷史研究》，2002,1(2002)：88-98。
邱澎生，〈由放料到工廠：清代前期蘇州棉布字號的經濟與法律分析〉，《歷史研究》，2002,1(2002): 75-87。
陳懋恒，〈明代倭寇考略〉，《燕京學報》專號之6，1934。
陳懋恒，《明代倭寇考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陳文石，《明洪武嘉靖間的海禁政策》，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66。
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第二章〈私人海上貿易商人反海禁的鬥爭〉，頁40-84。
陳希育，《中國帆船與海外貿易》，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1，第6章〈東南亞帆船及其與中國帆船的比較〉，頁188-220。
鄭樑生，〈明嘉靖間浙江巡撫朱紈執行海禁始末〉，收入氏著《中日關係史研究論集》（五），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頁1-34。
鄭樑生，〈明嘉靖間之寇亂與東南沿海地區的社會殘破〉，收入氏著《中日關係史研究論集》（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頁167-217。
山崎岳，〈巡撫朱紈與嘉靖「海寇」〉，收入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主編《日本東方學》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181-205。
張中訓，〈清嘉慶年間閩浙海盜組織研究〉，收入《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2輯，臺北：中研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6，頁161-198。
戚印平，《遠東耶穌會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導論：「為了胡椒與靈魂的拯救——遠東耶穌會史研究的視角與方式」、第七章〈關於遠東耶穌會士商業活動的若干問題〉及附錄4〈關於本會會員在中國與日本之間進行貿易的報告（1620年2月10日，澳門）〉，頁1-7、301-347。

第6講：安土重遷？國內移民與海外墾殖運動

* 劉序楓，〈明末清初的中日貿易與日本華僑社會〉，《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臺北），11,3（1999）：435-473。
* 王爾敏，〈近代史上的東西南北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5上(1986):101-113。
*《貿易打造的世界》〈福建人貿易網路〉、〈勇於移民的華人〉、〈說服萊服士〉，頁29-32、96-98、99-103。
* 鄭永常，〈港市與華人：晚明東亞貿易商埠形成之華人元素〉，收入朱德蘭主編《跨海洋的交換》，台北：中央研究院，2013，頁87-136。
譚其驤，〈湖南人由來考〉（1932），收入氏著《長水粹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
譚其驤，〈近代湖南人中之蠻族血統〉，《史學年報》2,5(1938.12)：231-254。此文其後收入《長水粹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
徐泓，〈明初的人口移徙政策〉，《漢學研究》，6,2(1988)：179-190。
葛劍雄、曹樹基、吳松弟，〈移民與人口發展〉，收入氏著《簡明中國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頁641-659。
曹樹基，〈洪武時期河北地區的人口遷移〉，《中國農史》，14,3(1995)：12-27。
葛劍雄、曹樹基、吳松弟，《中國移民史》第五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牛建強，《明代人口流動與社會變遷》，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
行龍，〈人口壓力與清中葉社會矛盾〉，《中國史研究》1992,4(1992)：51-58。
博克舍（C. R. Boxer），〈導言〉，收入博克舍編注，何高濟譯，《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1-65。
邱炫煜，〈中國海洋發展史上「東南亞」名詞溯源的研究〉，收入吳劍雄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4輯，臺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所，1991，頁311-329。
張增信，〈十六世紀前期葡萄牙人在中國沿海的貿易據點〉，收入《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2輯，臺北：中研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6，頁75-105。
湯開建，〈明季澳葡政權的走向及與中國政府之關係〉，《新史學》12,3(2001)：19-45。
錢江，〈十七至十九世紀初越南沿海的中國帆船貿易〉，收入劉序楓輯《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九輯，臺北：中研院人文社科中心，2005，頁291-329。
曹永和，〈明末華人在爪哇萬丹的活動〉，收入《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2輯，臺北：中研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6，頁219-247。
包樂史（Leonard Blusse），《18世紀末吧達維亞唐人社會》，吳鳯斌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頁3-50。
聶德寧，〈十九世紀中葉巴逹維亞的華人新移民——以吧城華人公館（吧國公堂）檔案資料為中心的分析〉，收入朱德蘭主編《跨海洋的交換》，台北：中央研究院，2013，頁137-165。
歐陽泰（Tonio Andrade），《福爾摩沙如何變成台灣府？》，鄭維中譯，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7，頁222-252、295-333。
李毓中，〈《印地亞法典》中的生理人：試論西班牙統治菲律賓初期有關華人的法律規範〉，收入朱德蘭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八輯，臺北：中研院人文社科中心，2002，頁327-380。
李毓中、季鐵生，〈圖像與歷史：西班牙古地圖與古畫呈現的菲律賓華人生活(1571- 1800)〉，收入劉序楓輯《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九輯，臺北：中研院人文社科中心，2005，頁437-477。
張彬村，〈美洲白銀與婦女貞節：1603年馬尼拉大屠殺的前因與後果〉，收入朱德蘭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八輯，臺北：中研院人文社科中心，2002，頁295-326。

第7講：物質與欲望：十六世紀以後的中國「消費社會」？

* Craig Clunas(柯律格)，〈物質文化：在東西二元論之外〉《新史學》17,4 (2006)：。
* 王鴻泰，〈雅俗的辯證——明代賞玩文化的流行與士商關係的交錯〉，《新史學》，17,4(2006)
* 巫仁恕，《品味奢華: 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07）頁23-65。
徐泓，〈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收入《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明清與近代史組》，臺北：中央研究院，1989，頁144-159。
《貿易打造的世界》〈致癮性食品的經濟文化〉、〈醞釀風暴〉、〈甜味革命〉、〈鴉片如何使世界運轉〉，頁119-124、128-131、143-146、147-151。
《大分流》，第三章〈奢侈消費與資本主義的興起〉，頁159-233。
Eric L. Jones, “The Fashon Manipulators: Consumer Tastes and British Industries, 1660-1800,” in Business Enterprise and Economic Change: Essays in Honor of Harold F. Williamson,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198-226.
Craig Clunas(柯律格), “Modernity Global and Local: Consump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4:5(1999), pp. 1497-1511；
Samuel A. Adshead, Material Culture in Europe and China, 1400-1800: the Rise of Consumerism, Palgrave Macmillan: 1997.可參考：邱澎生，〈文化如何影響經濟：由「商人精神」到「消費心態」——從Samuel Adrian Adshead 專書 Material Culture in Europe and China, 1400-1800: the Rise of Consumerism談起〉，《新史學》10,3(1999)：189-204。
Sidney Mintz,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Viking Penguin Inc., 1985. pp.151-186.
季羨林，《季羨林全集》第18-19卷《糖史》，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
Sucheta S. Mazumdar（穆素潔）, 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 Peasants, Technology, and the World Market, 1998, pp. 中譯：《中國：糖與社會：農民、技術和世界市場》，葉籬譯，林燊祿校，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頁。
David T. Courtwright 《上癮五百年》(Forces of Habit: Drug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薛絢譯，台北：立緒出版公司，2002。
Frank Dikotter(馮客), Lars Laamann, and Zhou Xun , Narcotic Culture: A History of Drugs in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黃宇和，〈讀史札記–論馮客[Frank Dikotter]的鴉片讚歌及其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7(2005)：225-232。
熊秉真，〈蟋蟀釋典：英雄不論出身低〉，收入氏編《睹物思人》，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3，頁。
陳熙遠，〈從馬吊到馬將——小玩意與大傳統交織的一段歷史因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0.1 (2009.3)：137-196。
Craig Clunas（柯律格）.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1991, pp.91-165 中譯：《長物志：早期現代中國的物質文化與社會狀況》，高昕丹譯，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
林麗月，〈衣裳與風教——晚明的服飾風尚與「服妖」議論〉，《新史學》11,3(1999)：111-157。
林麗月，〈《蒹葭堂稿》與陸楫「反禁奢」思想之傳衍〉，收入《明人文集與明代研究》，臺北：中國明代研究學會，2001，頁121-134。
卜正民（Timothy Brook），《縱樂的困惑——明朝的商業與文化》，方駿、王秀麗、羅天佑譯，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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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講：「制度化過程」之一：貨幣經濟衝擊下的工作倫理

*《貿易打造的世界》〈富裕一如波托西〉，頁236-239。
* 陳春聲、劉志偉，〈貢賦、市場和物質生活：試論十八世紀美洲白銀輸入與中國社會變遷之關係〉,《清華大學學報》, 2010,5 (2010): 65-81。
* 李伯重，〈從「夫婦並作」到「男耕女織」——明清江南農家婦女勞動問題探討之一〉，《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3(1996)：99-107。
全漢昇，〈美洲白銀與十八世紀中國物價革命的關係〉，收入氏著《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新亞研究所，1972，頁475-508。
Richard Von Glahn（萬志英）, “Myth and Reality of China＇s Seventeenth-century Monetary Crisi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6,2(1996): 429-454.
林滿紅，〈中國的白銀外流與世界金銀減產（1814-1850）〉，收入吳劍雄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4輯，臺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所，1991，頁1-44。
Andre Gunder Frank，《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劉北成譯，北京：中央編譯社，2000。
陳國棟，〈十七世紀初期東亞貿易中的中國棉布—Cangan與台灣〉，收入氏著《台灣的山海經驗》，台北：遠流出版公司，2005，頁451-478。
劉序楓，〈清康熙—乾隆年間洋銅的進口與流通問題〉，收入湯熙勇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七輯，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所，1999，頁93-144。
邱澎生，〈十八世紀滇銅市場中的官商關係與利益觀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2.1 (2001)：49-119。
梁方仲，〈明代一條鞭法的論戰〉，氏著《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301-367。
王方中，〈明代一條鞭法的產生及其作用〉，收入尚鉞編《明清社會經濟形態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頁。
唐文基，〈明中葉東南地區徭役制度的變革〉，《歷史研究》，1981,2(1981)：115-134。
經君健，〈明清兩代「雇工人」的法律地位問題〉、〈明清兩代農業雇工法律上人身隸屬關係的解放〉，收入李文治、魏金玉、經君健編《明清時代的農業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頁243-260；261-317。
高橋芳郎，《宋—清身分法の研究》，札幌市：北海道大学圖書刊行會，2001，頁。
巫仁恕，《激變良民：傳統中國城市群眾集體行動之分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
邱澎生，〈由蘇州經商衝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關係〉，《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43 (1995)：37-92。
邱澎生，〈18世紀蘇州棉布業的工資糾紛與工作規訓〉，收入唐力行主編《江南社會歷史評論》3(2011)：239-270。
張應強，《木材之流動：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區的市場、權力與社會》，北京：三聯書店，2006，第四章〈木材採運與地方社會變遷〉，頁144-197。
王仲，〈明清江南農業勞動中婦女的角色、地位〉，《中國農史》，14，４(1995)：49-57。
陳慈玉，《生津解渴：中國茶葉的全球化》, 台北：三民書局，2008。
Pietra Rivoli，《一件T恤的全球經濟之旅》，洪世民譯，臺北：日月文化出版公司，2006，第6章〈妳是我的姐妹：從農田到血汗工廠〉，頁122-155。

第9講：「制度化過程」之二：商貿政策變動與商業習慣的規則化

* 林麗月，〈試論明清之際商業思想的幾個問題〉，收入《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頁711-733。
* 張彬村，〈明清兩朝的海外貿易政策：閉關自守？〉，收入吳劍雄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4輯，臺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所，1991，頁45-59。
*《貿易打造的世界》〈打造現代市場〉，頁271-277。
王國斌，〈農業帝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及其在當代的遺跡〉，收入《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漢學知識的系譜學》，頁281-334。
洪煥椿，1980，〈論明清蘇州地區會館的性質及其作用〉，《中國史研究》，1980,2：40-59。
Jérôme Bourgon (鞏濤), “Uncivil Dialogue: Law and Custom Did not Merge into Civil Law under the Qing.” Late Imperial China, 23.1(2002): 50-90.
Jonathan K. Ocko (歐中坦), “The Missing Metaphor: Applying Western Legal Scholarship to the Study of Contract and Proper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in Madeleine Zelin, Jonathan K. Ocko, and Robert Gardella eds., Contract and Proper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78-207.
邱澎生，〈由蘇州經商衝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關係〉，《文史哲學報》，43(1995)：37-92。
邱澎生，〈18世紀中國商業法律中的債負與過失論述〉，收入《復旦史學集刊》第一卷《古代中國：傳統與變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211-248。
10. 邱澎生，〈法學專家、蘇州商人團體與清代中國的「習慣法」問題〉，《北大法律評論》，10.1 (2009)：68-88。
11. 邱澎生，《當法律遇上經濟：明清中國的商業法律》，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8，頁281-296。
12. 邱澎生，〈由代收稅捐看清末蘇州商會的“代表性”問題〉，《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1 (2014): 14-24。
13. Pierre-Etienne Will, “Discussions about the Market-Place and the Market Principle in Eighteenth Guangdong.” 收入《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七輯，臺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所，1999，上冊，頁331-357。
14. 萬明，《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 : 明與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較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15. Gang Zhao, The Qing Opening to the Ocean: Chinese Maritime Policies 1684-1757.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

第10講：「制度化過程」之三：豪商與高官的金權交換及其困境？

* 何炳棣，〈揚州鹽商：十八世紀中國商業資本的研究〉（巫仁恕譯），《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9,2(1999)：59-76。
* 徐泓，〈明代後期的鹽政改革與商專賣制度的建立〉，《台大歷史學系學報》（臺北），4（1977）：299-311。
* 格蘭特（Fredric D. Grant），〈麗泉行的敗落——訴訟對十九世紀貿易的危害〉（周湘譯），《史林》（上海），2004,4（2004）：75-87。
黃仁宇，1986，〈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食貨》復刊，16,1/2：26-49。
陳國棟，〈論清代中葉廣東行商經營不善的原因〉，收入氏著《東亞海域一千年》，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5，頁267-292。
章文欽，〈清代前期廣州中西貿易中的商欠問題〉，《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1(1990)。
Paul A. van Dyke,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61-181.
王振忠，《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北京：三聯書店，1996。
王振忠，《千山夕陽：明清社會與文化十題》，香港 :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2007。
馬雅貞，〈晉商在揚州──從袁耀的幾件作品談起〉，《新史學》25,2(2014)：。

第11講：重新定位「自我」：人生、社會及世界觀的變動

* 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頁97-104、147-166。
* 梁其姿，〈貧窮與窮人觀念在中國俗世社會中的歷史演變〉，收入黃應貴主編，《人觀、意義與社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3），頁129-162。
* 張壽安，〈打破道統重建學統——清代學術思想的一個新觀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2（2006）：58-102。
湯志傑，〈從食貨到經濟：歷史語意上的二階觀察〉，《當代》，155(2000,07):100-127。
裴芹，《古今圖書集成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
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1。
劉天振，《明代通俗類書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6。
達恩頓（Robert Darnton），《啟蒙運動的生意：百科全書出版史（1775-1880）》，葉桐、顧杭譯，北京：三聯書店，2005。
邱澎生，〈有資用世或福祚子孫：晚明有關法律知識的兩種價值觀〉，《清華學報》（新竹）新33,1 (2003)：1-43。
邱澎生，〈以法為名：明清訟師與幕友對法律秩序的衝擊〉，《新史學》（台北）15,4 （2004）：93-148。
邱澎生，〈十八世紀清政府修訂〈教唆詞訟〉律例下的查拿訟師事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台北）79,4 (2008)：637-682。
邱澎生，〈明清訟師的興起及其官司致勝術〉，《歷史人類學學刊》（香港） 7,2 （2009）：31-71。
邱澎生，〈由商人訟案看明清中國的司法場域與法律思維模式〉，《清華法學》（北京）10（2007）: 89-110。
邱澎生，〈清末兩種中國「百科全書」的經濟與法律之學〉，收入黃興濤主編《新史學》第3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155-183。
尤陳俊，《法律知識的文字傳播：明清日用類書與社會日常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五章〈日用類書折射的明清社會變遷〉，頁171-194。
王爾敏，〈清廷《聖諭廣訓》之頒行及民間之宣講拾遺〉，收入周振鶴撰集，《聖諭廣訓: 集解與硏究》，顧美華點校，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頁633-649。
周振鶴，〈聖諭、《聖諭廣訓》及其相關的文化現象〉，收入周振鶴撰集，《聖諭廣訓: 集解與硏究》，頁581-632。
包筠雅（Cynthia J. Brokaw）著，杜正貞、張林譯，趙世瑜校，《功過格：明清社會的道德秩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游子安，《勸化金箴：清代善書硏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邱澎生，〈「機風」與「正氣」：明清商業經營中的物產觀〉，收入《基調與變奏：七至二十世紀的中國（二）》（台北：國立政治大學，2008），頁177-198。
朱維錚，《利瑪竇中文著譯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導言〉，頁1-44。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利瑪竇的記憶宮殿》，梅義徵等譯，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7。
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編撰，徐允希譯注，《一位中國奉教太太：許母徐太夫人甘第大事略》（Histoire d’une dame chrétienne de chine ou madame Candide Hiu），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啟社，2003。此書初版資料為：上海：土山灣印書館，1938。
周萍萍，《十七、十八世紀天主教在江南的傳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祝平一，《說地：中國人認識大地形狀的故事》，臺北：三民書局，2003。
黃一農，〈天主教徒孫元化與明末傳華的西洋火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7,4(1996)：911-966。（火炮史相關著作，可自作者個人網頁下載：http://hss.nthu.edu.tw/~ylh/chinese.htm）
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新竹市：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黃一農，〈明清之際紅夷大砲在東南沿海的流布及其影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1,4(2010)：769-832
徐光台，〈利瑪竇與謝肇淛〉，《清華學報》新41,2(2011)：259-297。
余光中，〈鴉片戰爭與疝氣〉，收入氏著《記憶像鐵軌一樣長》，臺北：洪範書店，1987，頁57-65。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修訂版）》，北京 : 中囯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藍弘岳，〈十九世紀日本與中國政治思想之「共和」論述〉，《新史學》，25,2(2014)：。
潘光哲，〈追索晚清閱讀史的一些想法──「知識倉庫」、「思想資源」與「概念變遷」〉，《新史學》，16,3 (2005)：137-170。
金耀基，《中國現代化與知識份子》，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8。
余英時，〈試論中國人文研究的再出發〉，收入氏著《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7，頁。
王賡武，《離鄉別土：境外看中華》，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07。

第12講：持續妝點「他者」：中國與西方意象的建構

* 夏伯嘉，〈從天儒合一到東西分歧——歐洲中國觀的演變〉，《新史學》，12,3(2001)：1 -18。
* Gregory Blue著，〈「中國」與近代西方社會思想〉（宋家復譯），收入《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漢學知識的系譜學》，頁79-146。
* 鞏濤（Jérôme Bourgon），〈中國處決刑罰視覺與歐洲「酷刑」之異同——一個策展人的預想觀看〉（陳書諒譯），《典藏今藝術》，129（2003年6月）：182-193。
吳璫、韓琦，〈禮儀之爭與中國天主教徒——以福建教徒和主教顏璫的衝突為例〉，《歷史研究》，2004,6(2006)：83-91。
韓琦，〈17、18世紀歐洲和中國的科學關係——以英國皇家學會和在華耶穌會士的交流為例〉，《自然辯證法通訊》，1997,3(1997)：47-56。
黃一農，〈明末清初天主教傳華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新史學》7,1(1996)：137-169。
嚴建強，《十八世紀中國文化在西歐的傳播及其反應》，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第四章〈18世紀歐洲的「中國風物熱」〉，頁97-149。
孟德衛（David Mungello），《1500-1800中西方的偉大相遇》，江文君、姚霏、丁留寶、蘇聖捷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頁176-181。
Michael Keevak , 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奇邁可，《成為黃種人:種族思維簡史》）
莫小也，《十七—十八世紀傳教士與西畫東漸》，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第三章第二節〈游文輝與油畫《利瑪竇像》〉，頁86-94。
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鲜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葛兆光，《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第五章〈周邊：十六、十七世紀以來中國、朝鮮與日本的彼此認識〉，頁145-157。
沈國威、內田慶市編著，《近代啓蒙の足跡 : 東西文化交流と言語接触 : 堻智環啓蒙塾課初步媃の硏究》，大阪：関西大学出版部，2002。
Timothy Brook, Mr. Selden’s Map of China: Decoding the Secrets of a Vanished Cartographer,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2013.
艾利‧利邦（Ȇlie Ripon）著，伊弗‧紀侯（Yves Giraud）編注，《利邦上尉東印度航海歷險記：一位傭兵的日誌，1617-1627》，賴慧芸譯，包樂史、鄭維中、蔡香玉校注，台北：遠流出版公司，2012。
斯當東 (D. T. Staunton)，《英使謁見乾隆紀實》，葉篤義譯，上海：上海書店，2005。
何偉亞（James Louis Hevia），《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衝突》，鄧常春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王宏志，〈馬戛爾尼使華的翻譯問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63 (2007)：97-145。
侯毅，〈喬治‧托馬斯‧斯當東眼中的《大清律例》，收入《晚清國家與社會》（北京：社科文獻，2007）頁496-510。
James St. Andre（沈安德）, “‘But Do They have a Notion of Justice?’ Staunton’s 1810 Translation of the Penal Code,” The Translator 10,1(April 2004), pp. 1-32.
李天綱，《「中國禮儀之爭」：歷史、文獻和意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李天綱，《心同東西》，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
李天綱，《跨文化的詮釋：經學與神學的相遇》，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頁。
陳國棟，〈雪爪留痕——十八世紀的訪歐華人〉，收入氏著《東亞海域一千年》，台北：遠流出版公司，2005，頁207-255。
梁元生，《林樂知在華事業與〈萬國公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8。
鄒振環，《西方傳教士與晚清西史東漸：以1815至1900年西方歷史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緒論〉、〈結語〉，頁1-27、308-326。
《亞洲去魔化：十八世紀的歐洲與亞洲帝國》：第2章〈亞洲—歐洲：界線、均衡、等級〉，頁51-75；第6章〈新眼所見—親耳所聞：以亞洲為經驗〉，頁163-197。

第13講：長時段看中國與全球化：內亂及外患下的清代「商業革命」

* 郝延平，《中國近代商業革命》（陳潮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頁238-310, 375-398。
*《貿易打造的世界》〈世界貿易、工業化、去工業化〉、〈值錢纖維：棉花如何成為工業時代的織物〉、〈到全世界尋找棉花〉、〈殺掉金雞母〉、〈結語：二十一世紀的世界經濟〉，頁329-341、345-347、348-350、351-354、383-396。
*《為什麼是歐洲：世界史視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 》〈結論〉，頁。
柯保安（Paul A. Cohen），〈帝國主義：事實，還是迷思？〉，收入氏著《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回顧與前瞻》（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李榮泰等譯，古偉瀛校訂，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1，頁109-176。
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1289-1937）》，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第二章〈中國手工棉紡織業的解體〉，頁39-77；第三章〈棉紡織業資本主義大工業的發生〉，頁78-106。
韓格理（Gary G. Hamilton），〈十九世紀中國商人結社：陰謀或聯合？—汕頭鴉片行會個案〉，收入氏著《中國社會與經濟》，張維安、陳介玄、翟本瑞譯，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頁135-162
李有成，〈緒論〉，收入氏編《帝國主義與文學生產》，臺北：中研院歐美所，1997，頁1-20。
Marshall Sahlins, “Cosmologies of Capitalism: The Trans-Pacific Sector of ‘The World System’,” in Idem, Culture in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Zone Books, 2000, pp.415-469.
黃應貴，〈農村社會的崩解？當代台灣農村新發展的啟示〉，收入氏著《人類學的視野》，臺北：群學出版社，2006，頁175-191。
黃應貴，〈台灣人類學的未來？新世紀的省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94(2014)：1-50。
趙剛，〈為何反全球化？如何反？——關於全球化一些問題的思考與對話〉，收入賀照田編《並非自明的知識與思想》（《學術思想評論》第九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頁1-96。
瞿宛文，〈反全球化的意義何在？〉，收入賀照田編《並非自明的知識與思想》，頁97-108。
金寶瑜，《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危機》，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5，頁1-30。
Zygmunt Bauman，《全球化——對人類深遠的影響》，張君玫譯，臺北：群學出版公司，2001，頁66-93。
Jerry H. Bentley，〈從早期全球化（archaic globalization）到國際網路化（約1600-2000）〉，收入《全球史讀本》，頁158-171。
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社會史與世界史：從日常生活到變化模式〉，收入《全球史讀本》，頁267-291。

學術著作誠信

地址：	香港中文大學馮景禧樓1樓13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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