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利與義之間：傳統投資工具與明清經濟發展

日期 Date:

2008 年 2 月 19 日（星期二）下午 7 時至 8 時 30 分

講者 Speaker:

科大衛教授

講題大綱／概述
Lectures Outline / Synopsis:

投資的目的是利潤，但是中國傳統思想卻往往把「利」與「義」看成對立，在這個思想之下，利潤的追求便帶有一種「不義」的感覺。不過，在明清時期，民間禮儀的演變，卻巧妙地創建了以「義」為主體的投資環境，並最終導致集體產權的建立。在這個演講中，我們將可以看到中國人如何通過宗族控制大量的田土財產和招集股份資本；與此同時，由於宗族成為了政治制度下認可的組織，傳統個人對社會的責任由是奠定。

上海銀行家在香港 (1948-1954年)

日期 Date:

2008 年 2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7 時至 8 時 30 分

講者 Speaker:

李培德教授

講題大綱／概述
Lectures Outline / Synopsis:

1935年中國推行新貨幣，廢除銀本位制，香港迅即跟隨，更成為中國法幣的最重要離岸市場。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中國法幣受到衝擊，英國政府為維持法幣穩定，兩年後在香港設立平準委員會。1945年大戰結束後不久，中國進入高速通貨膨脹時期，中國政府實行金融管制，加上國共內戰，中國大量資本南移，香港遂成為吸收中國外逃資金的最大境外城市。由於香港在管治上屬英國殖民地，政治中立，吸引了不少中國資本家來港，他們當中有不少是從上海來的銀行家。

學界對上海資產階級的研究，自八十年代開始以來，方興未艾。其中，以討論與國民政府關係的最多，對於所謂「江浙財閥」的討論，成果可謂不少。(1)不過，近年有新趨勢的出現。首先，於時間上延伸，由北伐統一擴展至抗日戰爭，由討論與國民政府到討論與汪精衛政權關係。(2)其次，由通論化的資產階級到個別金融、工業界的專論，並有新的研究觀點，例如以「專業經理」(professional manager) 來取代「江浙財閥」的冠稱。(3)不過，在抗戰結束到新中國成立以至在後的一段期間裏，有關上海銀行家與國共兩黨關係的研究，還是不多見。

上海銀行家處於國共兩黨關係破裂，中國陷入內戰局面，不得不作出一些因應時局變化的決定。無可否認，上海銀行家與國民政府的關係，在新中國成立前後的短短數年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不少人對之失去信心，因而撤離上海，他們大多選擇去香港。姑勿論國共兩黨於戰後對香港的政策如何，上海銀行家離開上海後都要面對相同的問題：首先，如何過渡？如何在香港、台北、上海之間作一歸宿上的選擇。其次，今後事業上的安排，是否繼續當銀行家？第三，如何應付來自國共兩黨的統戰、拉攏，特別是這些統戰和拉攏背後有經濟利益作後盾時，怎樣作出適當的回應？

是次演講將利用各種已刊和未刊的檔案資料，包括銀行和政府檔案，銀行家的私人文書、日記、回憶錄等，並以陳光甫、李銘、錢新之、包玉剛、周作民、宋漢章和杜月笙等人為個案研究，探討1948至1954年間上海銀行家如何就國共兩黨政權對壘，作出分別對銀行家個人和銀行機構今後發展的不同抉擇，並討論他們心路歷程的轉變。

表一羅列了上海銀行家來港時的年齡、日期和返滬、赴台日期等。宋在辭去中行董事長職務後，已開始淡出銀行界。包則完全離開了銀行界，轉而投資航運業務，後來更成為世界有名的航運業鉅子。除包玉剛投資航運業外，還有錢新之在台灣經營中興和復興兩家輪船公司。至於兩人的事業發展，後來為何出現這麼大的差距，是否與台灣和香港營商環境差別有關，甚值得探討。在上海銀行家之中，能夠在香港站穩住腳，並繼續在銀行界有所發展的，只有陳光甫和李銘二人。他們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和他們於大戰結束後迅即投資於美國市場，保留銀行的外匯有關。1950年，陳光甫和李銘分別成功為上海銀行及浙江第一商業銀行取得香港政府的註冊，成為與內地沒有關係的香港獨立法人。(4)

表1：1949年上海銀行家來港、返滬及赴台日期

(1) 參考Parks M. Coble,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0) 及Marie-Claire Bergère, 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1911-1937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2) 參考Parks M. Coble, 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 the Occupied Lower Yangzi,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Chinese Capitalists in Wartime Shanghai, 1937-1945: A Case Study of the Rong Family Enterprises,” in Christian Henriot and Wen-hsin Yeh (eds.), In the Shadow of the Rising Sun: Shanghai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46-65 及 Sherman Cochran, “Capitalists Choosing Communist China: The Liu Family of Shanghai, 1948-1956,” in Jeremy Brown and Paul G. Pickowicz (eds.),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359-385.

(3) Linsun Cheng, Banking in Modern China: Entrepreneurs, Professional Manage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anks, 1897-1937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4) 上海銀行家在香港的發展，無論在人數、資本等各方面，均不能與同時期的上海紡織工業家相比，參考Wong Siu-Lun, Emigrant Entrepreneurs: Shanghai Industrialist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